转基因主粮——不知能否醒来的民族噩梦(转)

作者:张宏良
来源:乌有之乡

文后所附是经常旅居美国的一位朋友转来的报刊文章：《我国成首个批准主粮转基因种植国家》。其中报道，中国三大主粮小麦、大米和玉米中的二个——大米和玉米，从今年开始种植转基因产品。千百年来人们只有在神怪小说中才能看到的恐怖景象，世界所有宗教天天都在祈祷避免的人类噩梦，或许将会由此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所谓噩梦醒来是早晨，是针对社会灾难而言的，对于生物灾难来说，灾难一旦发生就是永远难以醒来的噩梦。

转基因产品有这么可怕？可以说，基因技术加精英统治，所形成的社会后果将比宗教讲的世界末日，还要一千倍一万倍地更加恐怖！转基因产品仅仅是其中一项，不过仅这一项就足可以把一个民族送入种族灭绝的恐怖地狱。所谓转基因产品，就是通过不同生物之间基因的重新组合，创造出一种新的人造生物，或者通过不同生物之间基因的重新组合，改变原有生物的自然特性，使其成为一种半人造生物。由于现有生物链是大自然亿万年演变的结果，一旦这个自然生物链被改变，将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后果，完全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不知道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选择，是一个即使发现错误也无法回头的选择，是把一个民族送上不归路的选择，是一个不知道明天早上还能不能睁眼醒来的生死选择。所以，虽然转基因产品在已经农业中应用十多年，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极其贫困的非洲穷国——敢于把转基因产品作为国民主粮，用全体国民的生命和子孙来冒险。包括发明和种植转基因产品最多的美国，也要求对转基因产品加以专门的醒目标识，防止社会精英阶层会误食转基因产品。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转基因产品是农业资本家和生物资本家用来赚钱的工具，主要销售对象是穷人，是作为“穷人的食品”来生产的。包括从事转基因产品研究、生产和销售的那些有钱人，连同他们的带孩子，都拒绝吃转基因食品。可是不幸的是，转基因产品成为国民主粮的恐怖命运，竟然落到了中国人头上。

中国变成了国际资本推广转基因产品的第一只小白鼠。

从现在起，中国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依靠转基因食品为生的国家，虽然其中的精英集团可以通过进口继续享有天然食品，但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只能依靠转基因食品为生。一旦富人和穷人之间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基因食品——天然基因食品和人造基因食品，那么由此开始，最终势必会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差别，变成物种差别。大自然形成的天然食物链，不仅决定着生物能量的补充，同时也决定着生物发展的方向，生物向哪个方向发展，最终发展成为什么形态，都与食物基因有关。如果说“民以食为天”，是传统社会对粮食重要性的概括，那么“民以食为人”则是生物时代对粮食重要性的概括。“民以食为天”反映着人类的生存要求，“民以食为人”则反映着人类的发展方向。人吃什么，往往决定着人将会是什么，将会发展演变成为什么。所以，为了保证人类社会的生物同质性发展，绝不能在人类社会的精英和大众之间食用完全不同的两种基因食品。如果一定要推行转基因食品，也必须保证富人和穷人都食用相同的转基因食品。既然在中国推行转基因产品是由精英决定的，就应该由这些官员和学者组成的精英率先食用转基因食品，这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甚至也是动物世界的基本伦理，是包括猪狗在内的所有动物都在遵循的基本伦理。

那些拿了别人钱有条件不吃转基因食品的专家学者总是说什么，对转基因产品恐慌是无知的表现，转基因产品并没有什么大的危害。虽然就目前而言，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影响，的确还只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按照目前市场经济的商业化模式推广转基因食品，势必把转基因食品变成单纯“穷人的食品”，把转基因食品变成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道生物鸿沟。这个口子一开，全部基因技术将都会按照这个模式应用于富人和穷人之间，那么，基因技术的应用就会如同当初机器设备的应用一样，成为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工具。一方面，通过转基因食品，使绝大多数民众向着越来越动植物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享有天然食品和修改自己的基因图谱，使少数精英向着越来越人化的方向发展。结果，就是精英阶层的男人越来越健壮，女人越来越漂亮，孩子越来越聪慧，而绝大多数民众则变成猪马牛羊般的劣等种族，在基因技术基础上重新形成社会的优劣种族，把人类数千年的文明进化全部格式化为零。所以，如果说以往剥削社会的精英统治，所造成的只是绝大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贫与富的矛盾，那么生物时代的精英统治——无论是资本集团的精英统治还是官僚集团的精英统治——所造成的将是绝大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非人”与“人”的矛盾，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穷人，是作为“人”活着还是作为“生物”活着的矛盾。这就是我们一直倡导的大众政治时代必然要取代精英政治时代的历史依据。大家可以想一下，以往利用枪炮等机械装置统治社会，就已经造成了绝大多数人的世代贫困，如果再运用基因统治社会，那将会彻底断绝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希望。一个穷人经过奋斗，还有希望成为富人，而一只猴子无论怎样奋斗，都无法成为富人。这种差别就是由生物基因决定的。

基因技术的资本主义商业化应用，将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恐怖后果，甚至震撼了一些富有良知的西方政客，九十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梅杰（基因图谱绘制完成，就是他俩宣布的），就曾试图运用美英两国强大的国家行政力量，阻止基因技术申报专利，防止基因产品的商业化应用造成不可挽回的人类灾难——如把贫富差别变成物种差别等，让基因技术一开始就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财富。但是，由于转基因产品和基因技术已成为美国资本投资的重点，成为美国为首的资本集团控制世界财富和人类命运的重要手段，这是小小的一个美国总统和更小的一个英国首相，根本不可能阻挡的，所以克林顿总统和梅杰首相的动议，在两国国会甚至连一个屁大的响声都没有发出来，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不以胜败论英雄的话，历史应该记住克林顿总统和梅杰首相，毕竟他们在看到基因技术这一人类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将有可能变成人类最巨大的灾难时，曾凭借自己的良知和手中的权力进行了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没有起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任何作用，但是他们毕竟反抗过了。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的反抗，转基因产品才没有成为美欧人民生活的主粮，却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变成了中国人民生活的主粮。而要把转基因产品变成中国人民生活主粮的，恰恰是中国西化派的精英及其领袖，他们天天喊西化喊民主喊自由，可是在13亿中国老百姓最希望“西化”的转基因问题上，曾在英国高喊“中华民族是英格兰的小学生”的西化派精英，却完全拒绝向梅杰首相和克林顿总统等西方政治家学习。

如果说，把中国变成全球转基因主粮试验的第一只小白鼠，是因为不认识和不承认转基因产品具有生物危害作用，那我们就权且退一步，完全抛开转基因食品的生物危害性不谈，仅就中华民族的经济安全这一点而言，按照现有的资本规则发展转基因产品，也足以把中华民族推入万劫深渊。转基因作物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对原始的野生农作物具有灭绝作用，一旦种植了转基因作物，野生农作物将从此灭绝，这一点已被实践证明，不再属于理论问题；二是转基因产品都是绝育产品，不能像野生农作物那样，可以用打下的粮食作为来年的种子，而只能每年都购买新种子。三是对农药化肥具有特殊要求，只能使用转基因种子公司指定的农药化肥。而以美国孟三都为代表的西方种子跨国公司，迄今为止已经申报了五百多个转基因产品的专利，几乎涵盖了影响农作物生长的所有外部变化因素，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十年之内，处于绝对的专利垄断地位。这一绝对垄断地位，决定了中国所有农民只能向这些西方跨国公司购买种子、农药和化肥，此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并且还只能按照对方确定的价格来购买，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或许那些美国鹦鹉又会忽悠中国老百姓，说什么四大种子跨国公司之间仍然存在竞争，会对市场价格起到抑制作用。如果这种狗屁理论放到十年前或许还有许多人相信，但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后，仍然说什么“大东亚共存共荣”，恐怕连日本鬼子自己都感觉是在扯淡了。中国财富外流的悲剧告诉了中国人民，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西方跨国公司只会联合垄断，共同掠夺中国，而绝不可能通过互相竞争让中国人得利。如同当初八国联军只会联合起来共同残杀中国人，而绝不可能在中国人面前互相残杀，让中国人有机会各个击破一样。

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模式下推广转基因产品，把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民交给跨国公司支配，如果发生生物灾难这种最坏的结果，将是中华民族的灭绝，中华民族将成为第二个印第安人；如果不发生生物灾难，最好的结果，就是中国农业和粮食落入西方国家控制之中，我们只能按照西方国家的安排去发展。这就是在现有资本规则下推广转基因产品的两个基本结局。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是灾难，唯一区别就是灾难程度不同而已。如果转基因产品主粮化的试验失败，灭绝的是中华民族，西方国家不受影响；如果转基因产品主粮化的试验成功，中国农业乃至整个经济将控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手中。无论结果如何，美国资本都是赢家，中国老百姓都是输家。并且，让许多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更无法想象的是，这个能够保证美国人必然双赢、中国人必然双输的基本格局，并非是发展过程中政策失误的结果，而完全是精心策划和事先预设的结果，所有参与者无一不是心知肚明，无一不知道推广转基因主粮，将有可能会导致的生物灾难及经济灾难。

从下面《中国经营报》的文章可以看出，用转基因产品替代中国老百姓主粮这一天大决定，这一事关中华民族种族安全的天大决定，居然没有任何出处，既不是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也不是党中央的决定，甚至不是国务院的决定，即便是国家农业部的批准，也是来自于“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安全评估。而这个决定13亿中国人民命运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又是一个既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更不知道由什么人组成的机构。对于这个机构，无论是来自任何方面的任何询问，农业部的回答就只有两个字——保密。询问为什么要保密及保密的理由，回答则同样是那两个字——保密。可谓是“怪事年年有，今年何其多”，连国务院和农业部的领导班子都不保密，而这个不知道究竟是隶属于国务院还是农业部的委员会居然要保密！国务院那么多部委中有那么多评估委员会，所有评估委员会的成员无不是在竭力炫耀其委员身份，甚至在满世界散发的名片上专门用黑体字加以注明，而唯独这个“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竭力避免大肆张扬，甚至如同地下党一样严加保密。为什么一个普通的科研评估机构要如此诡秘？显然，保密者十分清楚自己是在干什么，十分清楚这项工作意味着什么，十分清楚这项工作将会出现什么结果，所以才会如此严格地极端保密。否则，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这种保密行为。从下面所附文章中可以看到，甚至连这个委员会成员所在的那些农业大学师生，都不知道是谁参加了这个比地下组织还要更加神秘的评估机构。

如此一来，用转基因产品取代中国老百姓的传统主粮，便如同八十年代人为毁掉中国的大型喷气式飞机“运十”，强行为美国波音（麦道）飞机开辟市场一样，变成了神鬼莫测的一个无头案，至今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决策者。八十年代初，当时已经翱翔蓝天的中国大型喷气式飞机，突然莫名其妙地断绝了所有经费，在没有任何明确指示和决定的情况下，所有人员糊里糊涂地被全部遣散，时至今日也不知道遣散命令究竟来自何处，甚至连一个字的记录都没有留下。中国大型喷气式飞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从人间蒸发了。去年，中央电视台还专门报道了中国大型喷气式飞机“运十”的诞生过程，而对于“运十”是怎么夭折的，所有拍摄人员依然找不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现在，这种离奇古怪的事情又发生在了转基因主粮上，不知道是谁下令种植转基因主粮，很有可能会再次变成一个历史无头案。首先，国务院没有下令，国务院只是在2009年7月9日批准了转基因农产品的重大技术立项，但是却没有决定种植转基因主粮；其次，农业部没有下令，农业部是一个职能部门，批准“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安全评估，不过是履行正常职能；最后，评估转基因产品无害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更是一个无任何权力的科研评估机构，根本无权下令种植转基因主粮。况且，该机构对外遮遮掩掩、鬼鬼祟祟，成员又是踏雪无痕、了无踪迹，一看就不是个正经单位，更不可能决定种植转基因主粮这种天大的事情。

可见，所有人——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参与者——都在竭力隐瞒自己。

因为所有涉及这个领域的专家和官员都知道，一旦转基因主粮这个潘多拉魔盒被打开，无论释放出来的魔鬼什么样，对中华民族有多大危害，人们都将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哪怕是上天入地也难以将其收回，而只能完全被动地受其摆布，即便是被牵向地狱也无法进行任何反抗。如果说中国是一艘大船，那么，转基因主粮就是炸沉这艘大船的诸多炸弹中最大的炸弹。中国的“沉船派”要赶在中国拨正航向之前炸沉这艘大船，所有参与者就要在大船被炸沉之前换乘另外一条大船，由于是在悄悄地炸船和悄悄地换船，所以无论是准备炸船的还是准备换船的，都要千方百计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首先，这是利益决定的。用天文数字的巨额资本收买生物科学家和相关管理人员，是美国九十年代伴随纳斯达克市场崛起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并且通过资本市场对生物学家和相关人员的收买金额，已不再是以往的数十万计数百万元计，而是数千万元计乃至数亿元计。如此天文数字的收买金额甚至引起了那些华尔街富豪的眼红，以至于迫使美国国会立法进行干预。美国生物资本集团的大肆贿赂，在以法治严厉而著称的美国都如此疯狂，一旦进入官权极端泛滥的中国，权钱学三结合会达到多么肆无忌惮的程度，恐怕会超出任何一个人的想象。更多了不敢说，估计在“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那些专家学者中，财产不在袁隆平之下的恐怕已大有人在。而袁隆平早在多年前就成为众人皆知的亿万富翁。

其次，是为了掩盖历史。今天中国以转基因产品取代传统主粮，让人想起了八十年代邓小平委托美国为中国免费培养的那50个农学博士。当时人们对此没太注意，只是在今天美国转基因种子播撒中国大地时，中国人才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惜已经太晚了，那50个农学博士已经由当初的丑小鸭，变成了主管中国农业部门和农业生物研究领域的白天鹅。眼下如火如荼的转基因产品大跃进运动，其中摇旗呐喊的骨干力量，就包括美国培养的那50个农学博士。据知情人讲，无论是大学还是科研单位，所有涉及转基因领域的学者，凡是反对中国推行转基因产品的，一律被排除在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之外。而没有科研项目，就没有科研成果；没有科研成果，就不能评定职称；科研人员没有职称，就一辈子什么都不是。这种专政手段的阴狠歹毒，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种法西斯专政。采用如此歹毒的法西斯手段对待那些独立学者和爱国学者，究竟是由这些人的个人品质决定的，还是在美国接受专门训练的结果，估计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第三，是避免让社会知道他们的真实生活。一方面，是不想让社会知道他们本人和家庭绝不食用任何转基因食品，这是他们大肆捞钱的目的之一。他们比一般人更清楚，转基因食品是穷人的食品，是普通大众的食品，只有天然食品才是精英的食品。他们研究、宣传和推广转基因产品，就如同农民种植有毒韭菜一样，只是作为赚钱的工具，自己绝不食用一口。另一方面，是不想让社会知道他们的亲属和财产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以便能够像当初毁掉“运十”的国家民航总局局长沈图那样，提前做好全身而退的准备。沈图就是在美国安排好家人后，毁掉大飞机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的，至今家人仍然在享受着夏威夷的美丽海滩和明媚阳光。如果当时有人怀疑大飞机下马是一场阴谋，肯定会被骂做是极左观念和冷战思维。然而事实却是，八十年代一举摧毁中国大型喷气式飞机，迫使中国至今仍然在购买美国飞机，早已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开的经典案例。而美国中央情报局之所以能够大获成功，并非仅仅是因为收买了中国国家民航总局局长，而是利用了中国官权集团对文革的复仇心理。当时毁掉大型喷气式飞机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说江青和张春桥一直在抓大飞机的研制和生产，留着大飞机对批判“四人帮”不利；而后来故意放走沈图的理由同样是因为沈图遭受过“四人帮”的迫害，对改革开放有功。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插入沈图和大飞机是不相干的题外话，其实，当初摧毁大飞机和今天种植转基因主粮，所起到的作用完全相同，都是在为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开辟道路。当初摧毁大飞机以后，美国波音公司占领了中国航空市场；现在种植转基因主粮以后，美国孟三都等跨国公司将占领中国的农业市场。

除去上述三个方面之外，究竟还有多少需要刻意隐瞒的理由，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事实就是，如此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天大事情，迄今为止竟无一人出面解释。平常连一个城市自来水涨价几分钱都要召开听证会的当今政府，在让13亿中国老百姓改吃转基因主粮这个天大问题上，在涉及到全国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健康以及子孙后代健康这个天大问题上，居然没有任何一级政府，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出面向老百姓哪怕是简单地打一个招呼。马上就要该吃转基因食品了，可是老百姓居然一点儿都不知道，最后还是从一个中国老百姓十分陌生的绿色和平组织那里得知的。特别是平日里为屁大一点儿事就会闹得沸反盈天的那些所谓自由媒体，那些天天叫喊自由民主的所谓民主人士，在这个真正需要每一个公民做主的天大问题上，居然一平如水、鸦雀无声，寂静得连一声民主的鸟叫都没有。可见，精英民主就是对绝大多数人的法西斯专政，是当今世界最反动最腐朽的政治制度。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金融证券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已经与极少数人的精英统治形成了越来越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要么停止人类的科技进步和新兴产业的发展，要么结束极少数人的精英统治，此外绝不可能再有第三种选择。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规律，所以人类所能选择的就只能是结束极少数人的精英统治，代之以与新兴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大众民主制度。只有在大众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基因技术、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技术，才能够发挥出伟大的历史作用，把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崭新时代。

本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基因技术的发展，其意义绝不亚于当初火的使用和机器的使用，甚至比前两者意义的总和还要更加伟大。2000年6月26日人类第一个基因图谱的完成，可以说是科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一天，它不仅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中的“生死有命”这个古老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且还找到了摆脱“生死有命”的科学途径。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基因技术另一伟大意义在于，它奠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技术基础。在此之前人类技术的发展，都是建立在改造和破坏大自然的基础上，都是在牺牲大自然的条件下，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发展的，根本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双向发展。现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有可能不再只是通过改变环境让大自然被动地适应自己，而能够在不改变自然环境的条件下，通过改变生物基因主动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双向发展。如果说，机器时代以前是人类遭受自然压迫和支配的历史，机器时代是人类征服和支配自然的历史，那么，生物时代则是人与自然不再对立、能够实现双向发展的历史。但是，基因技术如同历史上任何技术一样，完全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也能够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并且越是伟大的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就越是巨大。在目前精英统治条件下，按照市场经济的商业模式推广基因技术，必然会放弃和牺牲人类的福利而只追求商业利益，把基因技术变成赚钱的工具，为此不惜把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推向灾难。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大众政治必然要取代精英政治的历史根据。

而唯一曾经创造并演习过大众政治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这一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巨大考验便降临到了中国。转基因主粮就是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个历史考验，是中华民族崛起前需要跨越的第一道历史大坎。中华民族开始了鲤鱼跳龙门的历史飞跃；如果跳过去，就是龙，并且是整个人类的龙头；如果跳不过去，就是鱼，并且将会是一条死鱼。

——这就是中国成为全世界转基因主粮试验田的历史含义。



附一，朋友邮件：

张老师，

刚把此文发给乌有.，战栗之感依然存在。

我们除反对抗议外，还有什么对策吗？

从纽约才回来一星期，脑子中还是那里百姓富足无忧的生活景象，反看国内同胞生存之艰辛，真是不解到极点。国事多艰，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罗××



附二，报刊文章：

我国成首个批准主粮转基因种植国家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王佳    时间2010-01-16

2009年11月27日，让人不安的是，在批准了转基因棉花、番茄、甜椒等作物种植后，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主粮可进行转基因种植的国家。】

我们的担忧主要有二。首先，转基因产品只有10余年的历史，是否会导致食用人群的不适或突发事件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其次，在获得批准的3种转基因主粮产品中，中国很可能并不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

君不见，大豆作为国内最早全线开放的农产品(15.50,-0.11,-0.70%)，整个大豆市场和大豆产业已被外资所掌握的转基因大豆全面控制：四大跨国粮商已控制全国66%的大型油脂企业，控制产能达85%；2008年中国大豆总需求约4800万吨，进口超过了3700万吨，77%需依赖进口。

对此，农业部仅简单回复经过了“多年安全评价”，但其未明显公示即批准的操作方式，很难不让人满腹疑问。

转基因水稻“安全”获批的“不安”悬疑

方立峰遇到了一堵“墙”。

“墙”的这边是公众的餐桌安全和国内水稻种业的控制权，“墙”的那边是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获批后跨国粮食巨头们对中国市场觊觎连连。

方立峰是绿色和平组织(下称“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作为一家NGO(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自1971年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发起全球的环保行动。这个组织对转基因更是忧心忡忡：“假如我们现在不立刻行动、制止基因改造，数年之后，我们的大部分食物都将会是经过基因改造的‘科学怪物’。”

　　而自从2009年11月27日发现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方立峰就一直希望审批部门能给公众一个说法：“这份清单早就发布了，之前并没有水稻和玉米，是后加上去的。而且，证书有效期与其他品种不一样，这很奇怪。”

《清单》不“清”

　　《中国经营报》记者研究发现，《清单》确实存在问题，而且至少有两处疑问。

　　很自然地，尽管方立峰立即行动起来，写博客、通知媒体、联系询问《清单》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等，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讨”到来自管理部门的任何说法。

方立峰所说的《清单》，全称为《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下称《清单》)。“早在2009年10月22日该网站就发布了《清单》。但2009年11月27日再次打开，我却发现这份清单后面多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获批安全证书’。”方立峰表示。

　　但由于方立峰本人并未保存他自己在2009年10月22日看到的《清单》，因此，关于“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是否为2009年10月22日后添加的，目前举证不易。

　　不过，《中国经营报》记者仔细研究发现，《清单》确实存在问题，而且至少有两处疑问。

　　疑问之一是《清单》所附的pdf文件生成时间。按照网站登记，《清单》既然公布于2009年10月22日，则“生产应用安全证书2009B.pdf”文件的生成时间必定不晚于该日期。但事实是，该文件“属性”清楚地表明文件生成日期为2009年11月27日16时23分，修改于2009年11月27日16时24分。

　　疑问之二则来自于《清单》所附项目的“审批编号”和“有效期”似乎有悖常理。一般而言，“有效期”越早的项目，往往审批时间更早，“审批编号”较小。但《清单》前40项、审批编号由农基安证字(2009)第032号到071号的安全证书，“有效期”均为“2009年9月19日~2014年9月19日”；而后三项农基安证字(2009)第072号到074号，“有效期”却为“2009年8月17日~2014年8月17日”。

“难产”五年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国家颁发一张出生证。”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清晰地记得2004年业界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已信心满满，“当时已有三家公司具备了转基因水稻的上市资格。”

但由于媒体曝光、各界对转基因水稻安全性的质疑不断，彼时到现在，有关部门对转基因水稻安全的审批，一直较为谨慎。

来自反对者的声音主要质疑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转基因食品才10多年历史，10年无害能否说明让人吃50年、100年也无害？某种程度上，作为民众的主粮之一，稻米就是生命，中国如果种植了存有未明风险的转基因水稻，就等于拿中国国民的生命做赌注。

对此，袁隆平也承认，对于转基因作物之所以存在安全性顾虑，主要是有些转基因作物特别是抗虫的转基因品种，含有一种物质叫做BT毒蛋白。由于虫子吃了BT毒蛋白可以被毒死，因此长期摄入该物质对人是否有害很难说。

但无论如何，即便转基因安全问题成了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一个难题，我国在过去的20年中，三分之一的转基因研发资金均集中在了转基因水稻的开发上。仅2004年一年，国家就花费了5亿元用于开发转基因水稻。

排除“异见”

面对各界的诸多疑问，农业部的回复却非常简短：证书发放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等5个阶段的多年安全评价，依据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下称‘转委会’)评价结果。”做出的决定。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是“转委会”委员，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从1997年农业部依法对转基因生物进行安全管理以来，根据安全性评价和批准的阶段不同，有的是审批书，有的是审批文件。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审批书和审批文件从1997年到现在一直都不公开对外发布。

“从1997年到现在，都是直接发文给相应的申报者和申报方，没有说对社会公开。”彭于发介绍称，审批流程是由申报人提出来进行申请，经过“转委会”进行科学评价，农业部最后行政上进行批文、发文。

如彭于发所言，从1997年到现在，安全证书的认定确实一直遵循如上行政审批惯例，不仅转基因抗虫水稻如此，包括抗虫棉的中间试验、小规模转基因抗虫棉中间试验的审批，确实从未对外公开。

由此看来，“转委会”的组成无疑极其重要。

据公开资料，“转委会”根据2004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设立，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它由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每届任期三年。

黄大×在2009年末刚刚被通知成为第三届“转委会”成员。经黄证实，第三届成员在2009年末刚刚组建完毕，但《中国经营报》记者并未能查翻阅到具体名单。黄大×称，第三届“转委会”“人数大约为50到60人”。而据了解，第一、二届“转委会”成员分别为58人、73人。选择方法为部门推荐、农业部负责把关并最终决定。

对于这个关系到每个人饮食安全的委员会，外界当然始终有来自各方的声音期待其更透明化。比如，对外界来说，“转委会”成员名单一直是以个体头衔形式出现，但官方从未给出过完整名单。而作为第一届、第三届委员的黄大 也只能模糊描述其成员构成。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才宏伟也向记者表达了他的疑问：“只在学校网站上看到祝贺中国农业大学5名老师成为‘转委会’成员，但具体是谁却没说。”

据黄大×介绍，每届“转委会”成员构成都会依据当下情况进行调整。比如第三届成员随着外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更加关注，因此卫生部推荐的成员格外多，占到近20人。这些委员，外地的也很多，比如第三届成员中有一个研究食物过敏的专家就不在北京。

但薛达元对于“转委会”能否公正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代表各方声音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

薛是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从他了解到的前两届“转委会”成员名单来看，成员大部分是转基因的研究专家。“第一届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转委会’成员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而且评委里面涉及多人正在申请自己的转基因专利及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

而环境与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能否参与“转委会”讨论一直是外界关注焦点。薛达元是业内反对转基因水稻大面积种植的专家代表，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环境部曾推荐自己成为“转委会”成员，但农业部与环境部意见并不一致，农业部一直没有接受薛成为“转委会”成员。

“反对生物技术的，他们会阻挡。”薛说。

记者试图联系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等的“转委会”成员，但均被拒绝。一位中国农业大学人士告诉记者：“转基因问题，农业部不让说，一概不接受报道，保密。”

薛达元称，据他跟身边人士交流，很多生物专家认为一些会议、决策过程都应该是保密的，一旦公开会引起恐慌和来自国际组织的舆论压力。5年前媒体曝光后带来的转基因安全讨论压力和2005年湖北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所造成的恐慌，都使这些信息变得更加隐秘。

但薛达元始终呼吁“决策过程不是少数人决定的”。

“中国有100多个转基因专家，如果发出的都是一个声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总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

比较复杂，有等细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