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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可以参加由共青团榆林市委组织的路遥文学座谈会,并于此发言。聊述陋见,不成观点,不妥之处还请诸位前辈、师友指正。
在当代陕北作家群中,路遥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弘的气势、广阔的画面和史诗般的品格于1988年荣获第三届矛盾文学奖。在上世纪80年代,欧美现代、后现代派文学作品、理论开始被大量地译介至国内。一度曾造成萨特热、佛洛伊德热、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热等等学习借鉴与功利心驱动下的简单模仿并行的文学热潮。中国文学经历了一段高速而非常态的发展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路遥用纯粹现实主义的手法营构了其规模宏大的作品《平凡的世界》。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种对立于所谓“艺术潮流”的自我孤立。在当时的批评界,承自某些历史事件的二元论式非此即彼的极端化语言暴力仍然强势。在路遥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曾有关于这种境况的论述,引述如下:
我同时意识到,这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态度,只能在中国当前的文学运动中陷入孤立境
地。但我对此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强
大,更振奋。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次挑战。
路遥在这样的时代境况中坚持现实主义,并非出于文人所谓的特立独行标榜个性的趣味。而是出于对于艺术的敬畏以及由此衍生的理智。路遥认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一样,仍处于发展阶段。并且远没有发展到如欧美文学一般,在艺术发展史层面上需要新的艺术形式与内质的探索。因此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必然仍处于发展时态,并且是与现代派文学共存的。在这样的想法驱动下,路遥到达了其艺术生命中最辉煌的至高点——《平凡的世界》。而如今看,历史是公正的。文学史的话语权并不会被一些趋功利、嚣尘上的竖子剥夺。路遥的文学史地位已然确立,毋庸置疑。
因此我以为,路遥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坚持,或许是他留给陕北文学界后辈的最大财富。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曾将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归结至一种精神——现实主义精神。虽然在原作中,此处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意义指向上更偏向于他对文学技法层面的认知,然而以今天看,以当下看,不妨引其歧义,更偏向于另一个方向:即脱胎于路遥创作精神的词语品质。“现实主义精神”一词在此处也更多得有了一种关于写作者的态度品格的指向。而这种精神则与陕北一地浑厚的文化品质暗合。于当代陕北文学界而言,窃以为这种精神才是更应以重视和传承的。
我想谈的另外一点是,路遥在陕北方言与文学语言的转化中曾做出的尝试与探索。巴赫金在其著作《对话性想象》中曾说,小说所包含的是一个语言的艺术系统(an artistic system of languages)。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普遍流行的看法是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大于形式技巧。古有语云,炼字不如炼意。然而随着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早已从末道与关键的境况中脱离出来。语言是文学的存在方式是当前被认可程度较广泛的观点。当下的诗人、作家,鲜有人不关注语言层面。一种富于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学,必然根植于此地域的文化历史。具化到文学到小说,地方方言与艺术化的文学语言的转换便是摆在当下多数作家眼前的问题之一。
在路遥之前,柳青的部分作品也曾在这方面有过探索,然而因为历史原因,柳青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文学语言被主流语言同化,许多作品成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翻版。因此以当下看,柳青在语言方面的探索可借鉴之处偏少。然而路遥在其著作中,尤其是在《平凡的世界中》,将方言转化为文学语言,使其语言具有独特的温润、醇厚的气质。这种语言与其小说中贯穿始终的精神相得益彰。即对待苦难的温、厚而韧的品格,这种品格建立在小说中的“陕北人”这一泛化形象之上。在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身上都可发现这种品格的存在,这里构成小说形象的一个“同构”。而这种同构,路遥的达成方式则正是前面所谈到的他的语言或称形式探索。
刚才已经谈到,如何由地方方言到达艺术化的文学语言是摆在当下多数陕北作家眼前的艺术问题之一。在这个方面,路遥是已知的少数探索成功的作家之一。基于此,我认为,路遥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缅怀、慨叹和崇敬。还有立于陕北的历史文化之上的艺术担当,还有这之后的继承。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
刘斌
20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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