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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籍榆林佳县,父亲儿时在一个叫刘南窑的小村子长大。十多岁时,父亲迫于生计离乡,后来在南泥湾成家,定居至今。
父亲在南泥湾稳定下来后,每年总会回一两趟老家:做些粗重农活,陪陪老人,临走时再留些钱。那时两位姑姑都已经出嫁,三叔也在外地打工,只有两位老人住在老家,种一点地过活。父亲长兄早殁,实际上算是家中长子。在父亲的观念中,“长子”二字总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在他十来岁时,靠着年轻后生一把受苦劲儿箍起三孔石窑,一家人才搬出住了很多年的一间土窑洞。我曾经见过那三孔窑洞,是在黄土高原上很常见的那种石窑,向阳,依山而建。石料是父亲一人从十几里外的河滩背回来的。我曾经很认真地想象过那个画面:父亲光着膀子,赤着脚,背上垫个破蛇皮袋子,背着几十过百斤重的石头在黄土高原的山沟里独行。前面没有人,后面也没有。只有黄土,只有黄土。长大后第一次看那几孔窑洞时,我想,这该是父亲一个人的长城吧。然而在父亲眼里,没有诗意或者精神或者美。那三孔窑洞只意味着山里一个贫穷男人毕生所追求的“面子”——一个陕北农村家庭中,长子的追求。
我四岁时,爷爷去世。父亲带着我回了一趟老家——只带了我,为按乡间习俗完成葬礼的所有仪式。关于这次远行,我脑海中实在没留下多少清晰的印象,倒是有个模糊的画面在脑中偶尔闪现——好象是在街边的小饭馆吧,父亲点了两大碗蛋炒米饭。我吃半碗,他吃一碗半。父亲将鸡蛋不断地往我碗里挑。蛋白很白,碗白,猪油白,墙很白,灯和玻璃也白……我有些恶心,剩下大半碗父亲吃了。
许多年后,当我偶然在街上看到一个矮小的中年男子,带着脏兮兮的小孩慢悠悠地溜达的时候,竟猛然想起父亲。那种对在自己亲人和利益之外的世界的满不在乎,竟是那么的相象,让我一阵莫明地难过。后来我明白,我的难过源于城市繁华的冷漠,以及它带给父亲的满不在乎,还有带给我的下贱的自卑。
高考我险险跨过分数线,来到了这座城市唯一的大学。来学校时,父亲陪着我。那时因为经济危机,父亲辛苦半生刚建起的小加工厂经营很困难,最终在半年后倒闭。两个弟弟都上高中,高昂的学费让父亲醉了两次,爸妈吵了一次。
我最终还是来到了大学。开学那天,父亲帮我提着行李慢慢走进学校。后来许多人说大学生没有理由让父母提着行李。其实这些人不懂,父母帮孩子或者说爱着自己的孩子时,才是最幸福的。认可和存在的满足,他们不懂。
大学里我常常因父亲打给我的生活费而对未来产生一种惶恐,不知所措。我的自卑渐渐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孤傲。我常一个人在校园里行走,目的明确,以此冲淡我的迷茫。我的打扮和所有年轻人一样,追求时尚、个性。我唱流行歌曲,偶尔像大家那样谈场恋爱,不久又分手,回到孤独。
我对这座城市渐渐熟悉,然而我们的距离却从没有拉近。就像我长大后像城里人一样一天洗一次澡,也洗不去我骨里的土色。而父亲像几年前一样奔波着。我与父亲的血缘,和这座城市的距离,终是那么远。也因此,我们的温暖,才始终来自对方。
刘斌
09.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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