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记者的三大体制

  作者: cdv1229






　　新闻记者是我国为数不多被赋予节日的职业之一，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记者的关心和爱护。但由于几十万中国记者被三大体制性问题所困扰，不但执业环境远没有普通百姓所想象的那样光鲜，而且频频陷入维权无门的困境。

　　法律体制

　　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报道后，闻名海内外的湖北“钟祥贺集二中投毒案”在2004 年下半年出现了逆转，原本被逮捕、后被取保候审的四名犯罪嫌疑人收到了当地公安机关的撤案决定书，这意味着他们在蒙冤受屈几年后就此被正式宣告无罪。

　　《新闻调查》通过翔实的采访，发现公安机关当年在侦破案件过程中采用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并将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作为破案的最主要证据。在法院发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寻找不到任何证据的公安机关主动“要求”四人取保候审，遭到四名犯罪嫌疑人的一致拒绝。在这种情况下，经当地政法委协调才在2003 年1月同意对自己取保候审。而公安机关作出撤案决定，是在超过法定取保期限半年多之后姗姗来迟的。如果不是《新闻调查》的介入，四名无辜者的犯罪嫌疑人身份说不定就要那么没有尽头地背下去。

　　尽管此次湖北方面在《新闻调查》播出后迅速撤案，但中央电视台的舆论监督威力并非人们想象中的永远那么大。对此，2003 年入选中国八大风云记者的赵世龙最有感触了。在广州做了整整10年记者的赵世龙，是在2003 年8月通过互联网发出呼救帖子的。“本人在广州素与人为善，如遇不测，定为长洲戒毒所所长罗贤文所为。”这则呼救帖子的由来，是因为赵世龙在2003 年3月领衔报道了广州长洲戒毒所《将戒毒女强行卖与鸡头被迫卖淫》的黑幕。随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以《阿文的噩梦》进行了追踪。参与贩卖戒毒女的所长罗贤文无视强大的舆论压力，竟然以“诽谤罪”诉求法院追究赵世龙的刑事责任，这令时年35岁的赵世龙第一次为自己的记者职业而真正感到害怕。长洲戒毒所报道见报以后，赵世龙的家里不断接到骚扰电话，扬言要给他好看。无奈之下，已经在广州买了96平方米房子的赵世龙选择了北上流浪。他无奈地说：“虽然我能把个人的能量用到极限，但是我的工作没有制度的保障。”

　　其实，没有制度保障保护的记者又何止赵世龙一个！

　　2004 年10月27日上午9时，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殷新生诉《河南法制报》及郑州市检察院名誉侵权案再次开庭。发生在14年之前的这起打击报复案件，被当时全国记协书记处书记唐非称为“建国以来最严重、最突出、最典型的迫害记者案”。而法院的此次开庭，是原《郑州晚报》群工部副主任、记者殷新生走上长达14年上访之路的结果。殷新生当初的锒铛入狱，几乎就完全是检察院对其批评报道的无端报复。

　　虽然“防火防盗防记者”早已是一些地方官员的口头禅，但将“封杀”记者采访权上升到文件形式的极端案例还是比较少见的。因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广州海事法院、广州铁路运输两级法院下发的《关于禁止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就简直令法律专家都感到震惊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这个通知，主要原因是《南方日报》记者戎明昌、《羊城晚报》记者林洁、《南方都市报》记者吴秀云、《信息时报》记者李朝涛、《新快报》记者温建敏和《广州日报》记者柯学东等人，采写了广东省检察院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起审结案件提出抗诉的报道。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关于禁止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依据的是《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看来，这次“封杀”记者是典型的司法权力“越位”。贺卫方说，如果记者报道中出了失实等问题，应针对特定情形由新闻出版局等有权处罚的机关进行处罚。法院直接发出通知剥夺记者的采访权力，这是一种专横的越权行为。而且，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罚依据的《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其出台本身就是对采访报道、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的不合法规则。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封杀”行为是“愚蠢的”，体现了一些公共机构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观念。喻国明教授指出，在一些国家，公共机构是没有名誉权的。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在代表公众行使知情权，而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有义务公开披露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无论舆论监督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公共机构应该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比如发表声明澄清事实或者向有关主管部门投诉甚至动用诉权，但决不能擅自运用“封杀”这种“私权”。

　　法院也会违法剥夺记者的采访权，无疑彻底揭示了记者在法律体制上陷入的现实困局。基于此，喻国明教授对记者目前所处的环境并不乐观。而全国政协委员、新华社副社长徐锡安指出，既然没有明确的法规可循，在记者和受访者间就不会形成一个明确的责、权关系，仅靠个人的努力和方法的改进，只能使记者的采访行为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境地。

　　新闻体制

　　2004 年11月8日是我国第五个记者节，上海等地组织了地方党委直属新闻单位的记者狂欢活动。由于各级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