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周作人的闲适与苦味

  毛天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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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抵人们谈到周作人，总是把它归结为与林语堂类似的闲适文学的代表人物。总的来说，没什么错处，但同样是闲适文学的代表人物，周作人与林语堂又有着不同之处。周作人的闲适文章中往往都带有一种苦茶般的酽味，总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林语堂的闲适才是真闲适，文章中跳动的是幽默和豁达。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周作人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他们既迥异于以鲁迅为旗帜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不同于以胡适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以称之为闲适派知识分子。这一派别的散文同明清流行的"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文学一脉相承，形成了冲淡、清涩、平和为特色的闲适文学。

　　既然周作人与林语堂所提倡的闲适笔调渊源于晚明小品，我们就不能不对晚明小品略加注目和研究。林语堂掇拾周作人、沈启无的牙慧，竭力赞扬公安、竟陵文派。推崇明人小品，提倡"闲适笔调"，似乎有意给散文开辟一个新园地。把"闲适笔调"作为公安、竟陵散文的创作方法，而没有看到公安、竟陵诸家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性。他们的笔调尽管闲适，思想内容其实并不闲适。

　　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见识远在林语堂之上。他在《燕知草跋》一文里说："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终于做了忠臣，如王谑庵到复马士英的时候，便有‘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的话，大多数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这个统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还没有全绝，虽然他们已都变成了清客了。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永日集》）类似这样的看法，他在这之前写的《陶庵梦忆序》里和此后写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也都讲过。既看到了晚明小品文"隐逅的色彩"，也指出了"根本却是反抗"的特色。对于周作人的这些看法，我认为是说到点子上的。

　　鲁迅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鲁迅同样也钟情晚明小品，但是他是主张读史的，尤其是野史和杂史。他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如看野史和杂记"。就"更容易了然"。"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华盖集·忽然想到四》）他在批评林语堂鼓吹"幽默"的同时，写了一篇《小品文的危机》，对于小品文作了全面的评析。他先从美术上的"小摆设"说起，从美术上的"小摆设"说到文学上的"小摆设"，他说："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直到乾隆年间"，在文字狱的压制之下，才"来了‘小摆设’。"鲁迅认为："小摆设"是"不会有大发展"的。在对晚明小品的认识上，周氏兄弟是近似一致的，就是认为晚明小品不光是"以闲适为主"，而且有反抗性和战斗性。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周氏兄弟是第一批觉醒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决绝地走出"铁屋子"的勇敢反叛的"娜拉"。他们在中国文化的沉沉暗夜里，苦苦追寻着"民主"、"科学"、"自由"的曙光。可是不久，新文化运动大潮退去，陈独秀、胡适等人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周氏兄弟都深切地体验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苦痛和绝望。然而，在苦痛和绝望中，鲁迅依然坚忍顽强地反抗，既反抗现实的黑暗、社会的压制，又反抗内心的绝望。他神往于"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而且不惧惮"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由这种勇猛悲壮的抗争、求索和创造中，鲁迅达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很难达到的生命自由和人格境界。

　　而在经历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失望、对国民性的悲观、对人生的倦怠、对政治的绝望之后，周作人却选择了一条与乃兄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退回书斋之中。历史上，文人的最高理想是"奋吾智能"，济世救世，但往往又怀才不遇，开始转向归隐山林，游戏人生，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中寻求艺术的情趣，或纵酒品茗，或吟诗作画以自娱，周作人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始，到逃避隐退，躲进书斋小天地里吃"苦茶"、玩骨董，正重复了历史上大多数文人的道路。

　　同样是对晚明小品的承继，鲁迅发扬了晚明小品中反礼教的革命精神，用匕首般，投枪似的文章，朝着黑暗的社会开火，在黑幕中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自身也成就为一个"走着的思想者"。而周作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是回避现实、逃避社会、躲避政治的"隐士清谈"（谢兴尧《回忆知堂》），颇有一股浓厚的"蜗牛气味"，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