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铺子》读后所思

显示全部楼层 · 2009-4-24 22: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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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铺子》读后所思

一：结构主义的解读视角、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按照阶级的观点（也是官方的、普遍的观点）讲，《林家铺子》通过对林家铺子倒闭的前后经过的描写，勾勒出了农村小市镇破败凋敝的景象，揭露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制度。
“没有可穷竭的巨著，只有思维的僵化与读解的死亡。”（引自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那么，对《林家铺子》的解读是否僵化了？难道仅仅是说旧社会有多不好进而反映新社会多么美好？结构主义认为，好的文学作品有无限可挖掘性——至少拥有多层结构。《林家铺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那么进而论之，对它的解读就不应该仅仅止步于阶级矛盾的例证，或者政治层面的某种诱导目的。
文学和政治是什么关系呢？或者具体一些，文学有无阶级性？几十年前，梁实秋和鲁迅因这个问题骂得不可开交。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支持梁实秋的。虽然鲁迅的讽刺一如既往地犀利冷酷。但他对待国民性问题和个人文艺观点问题时明显有所不同。对持相反观点文人加以攻击时总不免带有尖酸刻薄的小文人气。文学应是人的文学，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是面向全人类的。
文学和政治在本质上没有关系。政治本身的存在意义与文学自由的天性是相悖的。主动靠近政治的文学是伪文学，政治拉拢下的文学也是如此。因为这些所谓的“文学”不具艺术的自由天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方面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新时期文艺观，另一方面也将政治和文学的关系复杂化。其后的政治风气更深化了这种复杂程度。这是新中国文学八十年代以前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二：两难的生存困境和作家的社会诘问
《林家铺子》一定意义上颠覆了传统文学的二元建构模式。虽然不是首创，同时期的作家也有在这方面的实验与探索。（如鲁迅《阿Q正传》，巴金《将军》）但茅盾在颠覆二元建构的基础上，又写出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两难的生存困境。如此人物变得更有血肉、更立体。从传统的平面的二元（维）人物（真与假、善与恶、好与坏、对与错……）到立体的两难困境，这是很了不起的一点。
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居于两难的生存困境之中。其中尤以林老板明显。读者可以发现他的两难困境：不还债不行，还了也不行；卖洋货不行，不卖也不行；走也不行，留也不行……小说最后林老板的出走实际上是面对这种两难的生存困境选择的逃避之径。
这种两难的生存困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使得《林家铺子》至今仍生命力旺盛。现代社会中，人的物质、精神生存困境仍然存在，并且仍然是许多文学作品的表现主题。（如莫言小说《模式与原型》）
茅盾通过《林家铺子》写的是两难的生存困境，藉此对社会发出诘问：为什么是这样？
当然，这是我的读解，我只是读解作品，而不探求作者意图（事实上这很愚蠢）。
综上所述，《林家铺子》的归结点应该是作者对社会的诘问。
三：关于“纯粹”、“艺术地”写作
关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文学的阶级性有无，我的观点上文已有所论述。文学应该是纯粹的、自由的、艺术的。所谓的“体制外写作”、“先锋写作”，一定意义上要比传统的、体制内的写作更“文学”。沈浩波《中国诗歌的残忍与光荣》中，作者所坚持的先锋、现代、边缘、体制外的立场正是崇尚艺术的自由本真的体现。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是纯粹的，但往往被一些主流的传声筒诱导至某个“崇高”的归结点。比如《复活》，被诱至“阶级”一类的字眼上。但真正的读者读出的是托尔斯泰的人间大爱、社会对他的爱的摧残、作家的两难、对“大复活”的渴求，还有托翁在宗教中寻求安慰的悲哀。这一点上《老残游记》与其有共通之处。作者只想写出郁怀的悲悯和爱。然而现实在摧残作家的灵魂。他们的精神只能在宗教中寻求之点以图生存。
“艺术地”写作，目的是“艺术的人生”，并且是“大人生”而非“小我人生。”
另外，《林家铺子》在这个层面上讲并不纯粹。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回忆录之十四》中，自述《林家铺子》只为写国民党的腐败，茅盾“主题先行”的写作观使得他的写作沦为教化、训诫，落了下乘。虽然作品本身还有着更多的东西。然而《林家铺子》结尾，张寡妇失子疯狂不能不说是小说的一处败笔。张寡妇这个形象因此变得平面、二维。若写至她得知林老板逃走后，惊、怔、惧，然后停笔，岂不更有余味？
《林家铺子》本可以更伟大，却被茅盾所坚持的“观念写作”限制，也是中国文学史的不幸。
前车有鉴，然而当代作家中，面对日益浮躁、利益化、商业化的所谓圈子，又有多少人能够坚持“孤独者的艺术”本位？堪忧！

刘斌
09.4.20

现代文学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