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生平小考（二）

                                                                                                                二
                                                                   文/寒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火焰迅速烧往全国，在短短十几天内，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宣布独立，当然这其中有很多是政治投机者。比如江苏巡抚程德潜，在看到清朝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宣布独立，脱下清朝马褂，摇身一变，成了江苏军政府的都督。
这为后来的民国政府难以统一埋下了伏笔。事实上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就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共产党政府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
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党人和立宪派的旧势力在组建政府的问题上产生分岐。1911年11月，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和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代表的上海集团，同时展开了筹组中央政府的活动。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向独立各省发出通电，要求各省速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商组中央政府事宜。11月11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等三省军政府都督电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举行，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代表参加。武昌集团坚持会议要移到武昌召开。由于武昌最先发动起义，多省代表已抵达武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人也在武汉。
最后，上海集团让步，议决各省代表赴武汉，定于30日在汉口召开会议，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但每省在上海仍须留1名代表作为通信联络机关。当时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海外华侨，留学生和国内舆论界认为“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主张争取袁世凯反正，推举其为第一任大总统。黄兴致函袁世凯，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主张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避免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悲剧。
11月16日，孙中山在巴黎也致电国民军政府，表示同意举袁世凯为总统。12月25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孙中山由于有着比较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立宪派和旧势力也认为孙中山是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总统人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就职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的民国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两个最基本条件：清帝退位和采用西方式的共和制国体。对于清帝退位，袁世凯等汉族大臣基本全部赞成，可是在打倒清帝后，中国该采用什么国体的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袁世凯认为中国不适合搞共和制，不过袁世凯还是同意了南方政府采用共和制的方案，但要求中华民国总统有近似于独裁的权力。
最后南方政府同意了袁世凯的集权总统方案，南北政府合并，使中国避免了内战和分裂的危险。在双方意见暂时达到统一的情况下，袁世凯利用各种手段向清皇室施加压力，那时的清皇室早已是徒具威仪，北洋军牢牢控制着京津地区。2月6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退位《优待条例》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最终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退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袁在上任后，曾邀请汪精卫出任广东都督，但被汪精卫婉言谢绝。他于1912年9月携妻一同前往法国留学。由于袁世凯的真正目的是独裁，革命党人为了在国会中对抗袁世凯，限制他的总统权力，于1912年8月，联合其它党派成立中国国民党。孙中山任国民党理事，宋教仁任代理理事，但因当时孙中山长期寓居国外，国民党的实权掌握在宋教仁手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世凯的独裁野心越来越明显，宋教仁这时便想通过改组后的国民党组成政党内阁，制定民主宪法，使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轨道。在这一点上，他和袁世凯的独裁野心是势不两立的，这也为日后宋教仁被杀埋下了隐患。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二次革命”爆发。“二次革命”开始后，汪精卫应孙中山的邀请，回国参加革命。但当时袁世凯的北洋军数倍于革命军，武器也较革命军精良，北洋军很快打败了革命军。“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汪精卫等人流亡国外。袁世凯在打败革命军后，气焰更加嚣张，于1915年12月，宣布废除共和制，成立“中华帝国”，自任“中华帝国”皇帝，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
革命党人再度起兵讨袁，汪精卫亦在孙中山的急招之下回国参加护国军，护国战争爆发此时的北洋军早已不是三年前的北洋军，这时候的袁世凯众叛亲离，北洋军节节败退，袁世凯在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自己也于6月6日病死。这时候的中国由各路军阀分割而制，孙中山也清楚手里无兵成不了大事，必须要建立一支效忠于自己的军队。
1924年6月，在苏联的帮助下，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任校长。黄埔军校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其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名声之显赫，都是始料所不及的。包括徐向前、林彪、聂荣臻等中共元帅级的将领都是黄埔的学生，至于国民党将领更是多如牛毛。我们现在常在电视剧中看到国民党将领称蒋介石为校长，就是缘于此处。
因为苏联的关糸，孙中山开始实行联共政策，并且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这遭到了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人的一致反对。（左派认为目前国民党尚须要得到苏联的支持，右派则担心未来以个人身分加入的共产党员，可能会并吞国民党。）在国民党内部，只有廖仲凯支持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联共政策之所以能实行，是靠着孙中山在党内不可动摇的绝对威望，因而孙中山一死，国民党内部开始清共。
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这就是现在台湾的国民党每召开重要会议之前，都要宣读的孙总理遗言）。孙中山病逝后，由于没有指定接班人，国民党内部无人敢接任总理之位，只好宣布取消总理制，把总理这一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此后国民党的领导体制改为集本领导的委员会制。
1925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关于汪精卫能够当选广东国民政府的“一把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汪精卫是同盟会中资格最老的一辈
二汪精卫有着刺杀摄政王的光辉经历
三汪精卫文才与口才俱佳四汪精卫个人作风严谨，不近女色，不吸烟，不喝酒，亦不赌博，这在国民党高官里是极为罕见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汪精卫虽然因为政治立场原因，反对其加入国民党，但在孙中山死后，汪精卫还是继续执行了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汪在主政的期间，任用了一大批共产党人为国民政府的官员，这其中就包括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毛泽东。
当时的国民党在孙中山死后，派糸丛生，主要分为以廖仲凯为代表的左派和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右派。左派支持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右派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汪精卫在这时居于中间偏左的立场。汪在这时对共产党是照顾有加，这得到了苏联和中共的一致好评，若不是后来与日本人合作，恐怕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也要把他列为革命家一类的人物吧。但是因为他后来“卖国”与“反共”的原因，大陆为了“维护”他的“汉奸”形象，在大陆官方所著的书籍中，对汪在这一时期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及在任期间对共产党的帮助均绝口不提，采用模棱两可的态度，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我个人认为这未免太“过份”了，功是功，过是过，总要分清楚，更何况是汪是国民党人，他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廖仲凯一死，汪精卫成了右派攻击的对象。这时候的蒋介石因为黄埔校长的缘故，掌握了国民党党军，蒋正是凭借这支军队，在国民党的地位飞速上升。1926年1月，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国民党中最有实力的人物。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卫婉言谢绝。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汪属于西主政治家，即口才、文才出众，生活清廉，但在中国搞政治仅有这几点是远远不够的。比如他的对手蒋介石，蒋此人就善于政治，他会笼络人，同辈的与其结为兄弟，下一辈的称为学生，并准予黄埔五期登记，在当时蒋的学生和兄弟可以说是遍布天下。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一手导演的“中山舰事件”粉墨登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3月18日当天，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向海军局代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传达指令，派中山、宝璧两舰出海到黄埔救援被匪徒攻击的一艘外轮。军舰到了黄埔后向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请示任务。邓回答不知。3月19日下午，由于苏联使团欲参观中山舰，李之龙电话请示蒋介石调中山舰回广州。蒋介石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3月20日，蒋介石前往汕头的半路返回广州，下令全城戒严，蒋介石的解释是事有蹊跷，可能是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季山嘉要兵变。欧阳格、陈肇英奉蒋介石密令占领中山舰并在家中逮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机关，扣留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周恩来等共产党员，严密监视邓演达。中山舰舰长换成欧阳格。后来蒋介石表示这只是针对个别人，联俄容共政策并未动摇。“西山会议派”给蒋发电报“以迅速手段，勘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但蒋立刻回电表示自己“唯革命是从”，继续反对“西山会议派”。
但这显然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投下阴影，为一年后的四一二政变埋下伏笔。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２日，汪精卫在临时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我是革命政府和党的代表，这件事的发生我也有责任，我只责己不责人，一切均由我不能尽职所造成，我将引咎辞职。此事一切善后工作，均由蒋同志去办。”汪此时并未料到，他的继认者蒋介石会搞个人独裁。亲共的汪精卫出走，从这时候起，国民党的政策开始严重右倾。可惜后来的大陆教科书不记汪精卫的情，只认得他是个“卖国汉奸”。
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１日，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汪精卫辞职后，广州国民政府于６月６日推选蒋介石为中央军委主席兼北伐军总司令。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已攫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一切大权。蒋介石的专权引起了国民党内许多人的不满，让人们回想起作风民主的汪主席的好处，于是“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的呼声四起。
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4月间，各省、市党部掀起了“迎汪复职”的浪潮。特别是坚持联俄、联共政策的武汉政府，在挫败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后，继续反对蒋的军事独裁，热切盼望汪精卫早日赴汉，共商国事。
蒋介石实际上非常反对汪精卫回国，认为“迎汪即是倒蒋”，但迫于全国迎汪呼声之高，也假作姿态催汪回国。对于迎汪，中国共产党也是赞同的，认为只有汪回来，国民党左派才能形成“中心”，也才能抑制蒋介石的独裁倾向。陈独秀表示:“我们赞成汪回，于国民党，于国民政府，于蒋有三种好处:第一，是武汉攻下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工作扩大，汪出来则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之人，更能增强国民政府的力量;第二，是新近来归的小军阀，现时国民政府还不能丢掉这班人，他们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出来可以和缓一些;第三，现时张静江等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来可望整顿，不致被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断送了国民政府之民众的基础。”
１９２７年２月，孙科等人组成“迎汪行动委员会”，以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的名义，致电汪精卫，敦促他回国复职。蒋介石后来也挡不住“拥汪”的浪潮，只好也打电报请汪精卫归国复职。在法国的汪精卫收到了雪片般飞来的请求他回国复职的电报，最后蒋介石也打来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
于是，在“众望所归”之下，汪精卫于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回国，从此开始了他与蒋介石的对抗之路。
4月3日，汪精卫来到法租界孙中山故居，同蒋介石以及在沪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干部会谈。吴稚晖说：“现在共产党以武汉为中心，从城市到农村都在搞暴动，武汉的国民党已被共党所胁持，迟早要被吃掉”。蒋介石说：“目前我党已处于一个危险时期，也是一个转折关头，如果让共党再猖狂下去国民党就要垮台，现在一切党国命运在于汪主席复职。”汪精卫说：“蒋先生要兄弟来究竟要做些什么呢？”蒋介石说：“第一是复职。第二是把苏俄代表鲍罗廷赶走，此人在武汉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赶走不可。第三是分共。这三件事必须坚决做，立即做，请汪主席指示。”汪精卫回答说：“联俄容共的政策为总理手定，不可轻言更改。此事事关重大，须召开四中全会做出决定。党的民主制度、组织原则是必须遵守的。”
吴稚晖站起来激动地说：“汪兄弟，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讲什么组织原则，还要对共党心存幻想。”接著李宗仁、李曾石等人纷纷发言，反对汪精卫的意见，要求汪精卫不要偏袒中共。汪精卫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但他仍然坚持原则，毫不退让。最后汪精卫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这时吴稚晖忍不住激动，扑通一声跪倒在汪精卫面前，流著眼泪说：“汪先生，汪主席，看在党国面上，你就放弃袒共立场，留在上海领导吧！”
汪精卫被此举搞得不知所措，拔腿逃避上楼，口中连声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最后会议就在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气氛中结束。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第二天继续开会，这次汪精卫改变了昨天的强硬态度，同蒋介石达成了初步协议。协议规定：一、４月１５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一切；二、通告共产党暂停在国民政府内的一切活动，听候中央开会决定；三、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的指挥。汪精卫知道蒋介石是暂时的妥协，为了从政治上压倒蒋介石，汪精卫私下找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要求陈独秀发表一个不反对国民党的宣言，堵住蒋介石说共产党要搞暴动的口实。
４月５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宣言最后说，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激怒了国民党的右派。本来国民党的右派并不支持蒋介石的独裁，只是赞成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他们原来寄希望于汪精卫回国后带领他们反共，遏制蒋介石的独裁。
可是《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表明汪精卫坚决容共的态度，使国民党中大部分反共又反蒋的人士，不得不归集于蒋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蒋介石成为反共英雄。如果汪精卫当时打出坚决反共的旗帜，就很可能会得到大部分国民党人的拥戴，就有可能阻止蒋介石后来的军事独裁。可是当时汪精卫并没有看清大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士要求“分共”的呼声，坚决执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号召力大为下降，也从反面为蒋介石的独裁铺平了道路。
《汪陈联合宣言》不仅是汪精卫悲剧的开始，也是陈独秀悲剧的开始。当时共产党内部的人，也非常不满国民党的越来越明显的排共政策，要求共产党不再寄人篱下，主动离开国民党单独搞革命。陈独秀发表与国民党联合到底的《汪陈联合宣言》，被大部分共产党人认为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宣言，此后不久就罢免了陈独秀总书记之职。
4月10日，汪精卫抵达武汉，受到大量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在10万民众参加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然而正当汪精卫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的时候，在上海的蒋介石却与他唱了个反调。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这就是中共所称的“四一二政变”（国民党称为清党）。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中，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总工会和党部，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三天之内就处死３００余人，逮捕５００余人，还有数千人失踪。“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汪精卫通电痛斥蒋介石破坏三大政策。4月13日，汪精卫主持中政会会议，讨论蒋介石指使周风岐屠杀罢工工人等问题，提议于16日下午召集所有中央执监委员谈话会，讨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如何合作问题。随后汪精卫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汉口特别市党部欢迎会，并发表演说，斥责蒋介石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枪械，屠杀工人，“是反对农工，反对总理手定的政策，完全是反革命。”
4月15日，汪精卫手书:“总理所定联俄，容共，农工三政策，是整个的，破坏一个政策，即是破坏整个政策，即是将改组本党的精神意义根本取消。一切革命同志，应该起来拥护此整个的政策。”汪出席国民党中执会第七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着即开除蒋介石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交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依法惩治。然而这时的蒋介石手握重兵，早已不是书生意气的汪精卫所能控制的了。为了与武汉政府对抗，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这时中国有三个中央政府：获得国际承认的位于北京的军阀政府，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建立的武汉政府，以及国民党右派组成的南京政府。）4月18日，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旧江苏省议会举行典礼。蒋在南京成立政府后，武汉方面立即做出回应。汪精卫下令撤去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职务，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副之，并拟组织东征军顺流东下，讨伐叛逆。
尽管汪精卫竭力主张联共，但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中的反共情绪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过于激烈，而国民党的中下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他们的父母亲友人在故乡被共产党农会揪斗，使他们愤愤不已。最后连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数百人。“马日事变”后共产党向国民党武汉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处“不法军官”，但大部分国民党官员却袒护许克祥，使许克祥安然无恙。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危机迅速增长，帝国主义军舰的威胁，蒋介石对武汉的封锁，资产阶级工商业主闭厂怠工，地方流氓分子造谣煽惑，武汉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
原本第三国际希望能借着与国民党的合作来发展共产势力，因而对国民政府投入大量的经济与人力资源，但现在不但黄埔军为反共的蒋介石所支配，也失去了与国民党左派的同盟关系。第三国际方面决定要中共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势力。
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约见汪精卫，出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紧急指示。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汪精卫看完《五月指示》后冷汗直冒，出于政治立场，汪精卫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分子。汪精卫随后找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汪精卫说：“玩火者必自焚，我们要使火烧向敌人而不是烧向自己。”鲍罗廷不解地问道：“汪先生，你所说的敌人是指谁？”
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说：“鲍罗廷先生大概已经看过这个指示了吧？如果共产党执行你们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国民党就完了。我警告你们，你们打错主意了！”鲍罗廷不知道汪精卫怎么会得到这个密件，他急忙解释说：“我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这个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执行这个指示，国共合作必将破裂，这是我极不愿意看到的。我将说服陈独秀，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态”。
中共内部，陈独秀和鲍罗廷主张对汪精卫进行妥协，暂不执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弃激进的土改运动，争取和汪精卫继续合作。但是陈独秀的妥协主张却遭到大部分共产党人的反对。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李立三更提出要陈独秀作检讨检查错误。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组，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领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五人领导小组当即起草了一份《宣言》，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３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15日他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做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
汪精卫对宋庆龄等说:“孙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根据其三民主义之原则来发展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策略。当初他联合袁世凯，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就发动了讨袁，当初他依赖陈炯明，后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发动征讨陈逆。如果孙先生看到今天武汉的形势，看到共产党正虎视眈眈地欲篡我党之权、我党之军，他会怎样?他一定会改变他的三大政策的。”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
汪精卫虽然决定分共，但他还是说：“我们不像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然而中共却在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中共称为南昌起义）。这让武汉政府不得不放弃和平分共，开始武力分共。
１９２７年８月８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彻底破裂。纵观汪精卫的反共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汪做出分共的决定是被动的，我个人认为，促使汪精卫短期内反共的原因是共产国际的极左激进命令。汪本人一直在努力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极左命令的刺激，汪本人短时间内不会反共，更不会屠杀共产党人。但是两个党派毕竟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便当时没有破裂合作关糸，日后也会分道扬镳，这是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分岐，不可避免。双方之所以合作，也是基于相互利用的关糸，一旦这种利用失去价值，破裂在所难免。共产国际的极左命令只是导火索。

未完待续。

无论如何，汪精卫成为日伪政府首脑的事实改变不了，没人逼着他“代表”人民投降日本！

是好是坏.其实都是几几开的.但是就卖国.即使他有几处好,.就这一处坏也是一辈子对不起中国人民的

同意楼上的看法

对于卖国之举是让人唾弃的

[其它] 汪精卫生平小考（二）
汪精, 小考,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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