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生平小考（五）

五
淞沪会战后，蒋介石自己也明白，如果没有外援的话，抗战很难胜利。但当时的英法二国都因为忙于对付希特勒，无暇顾及亚洲事务。而美国那时不愿卷入外国战争，因而蒋介石只能在德国的调停下和日本进行停战谈判。（德国与中国当时是“友好”国家，蒋的军队里有三十多名德国顾问和众多德式装备）
日本讲和的条件是：“（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四）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国民党内部认为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甚至有人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要打仗不可呢？”蒋介石答应了这些条件，但要华北的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同时要求此事绝对保密。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陶德曼大使转达的日方停战条件。在场人都同意了日方条件，蒋介石也打来电报“和谈可依照国防最高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他自己是想和谈的，但他不敢出面，怕背上卖国汉奸的骂名，于是把这件事踢给了汪精卫。汪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
国民政府本来已经准备接受“和谈”，但是12月13日，日军轻松取得首都南京后，便认为中国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于是又增加三项对中国而言丧权辱国的条件：“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承认满洲国；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国民政府没有按期答复，日方随即施压，１月１６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由大本营联席会议通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1月18日，国民政府强硬表态：“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日本随即撤回驻华大使，中国也撤回驻日大使，中日正式断交，德国调停地“和谈”宣告失败。
此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十分被动，这让蒋介石对独力抗战的前景很不看好，他不得不请求苏联出兵援助。苏联方面答应给中国军事援助，便要求先签定“互不侵犯条约”，所谓“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是指中国承认以前被沙皇俄国侵占的领土，不再向苏联提起领土要求。蒋介石同意了这一要求。
在中国和苏联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后，蒋介石和中共都要求苏联出兵，但斯大林这时却含糊其词。斯大林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同情中国的抗战，如果苏联出兵，中国就会在世界上失去道义的支持。现在中国在军事上还有很大余地，万一中国军队实在坚持不住时，苏联再出兵也不迟。”苏联方面虽然没有直接出兵，但给中国提供了紧急武器援助和一部分志愿军。１９３７年底立法院长孙科访问苏联，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２０个师的装备，１９３８年３月，苏联正式签署向中国提供３０００万美元的第一批军事借款。后来欧洲战事吃紧，苏联开始以自身为重，减少了对中国的援助。但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共为中国提供了飞机９００余架，军用车辆２０００余辆，大炮１０００余门，弹药１亿８０００万发。３０００多名苏联志愿军在中国直接参战，不少人长眠于在中国的土地上。
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贫乏，很不利于打持久战。蒋介石在万般无奈之下希望用持久战拖挎日本军队。日本方面也明白这个道理，提出了“以战养战”，即用中国资源打击中国，蒋介石为了不让日方得逞，开始大搞“焦土战”，即在各战场烧光毁光一切，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
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国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汪精卫批评蒋介石说：“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象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近卫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表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本这时候也是到了非常困难的时刻，１９３８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２４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这时日本对华的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
同于日本释放出和谈的“善意”，国民党内部原先处于被动地位的“主和派”开始独自行动。蒋介石也想为抗战留一条后路，因而并没有制止“主和派”的行动。
汪精卫等人认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当时他们计划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
汪的这个计划对于中国人来说未偿不是一个好办法，但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日本方面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导致了汪精卫背上“卖国汉奸”的骂名。
云南地方政府的态度是“和平计划”中极为关键的一步，汪派妻子陈壁君前往云南秘商“和平计划”。当时云南省政府的龙云，因为长期受到蒋介石排济和猜忌的缘故，同意了汪精卫的“和平计划”。
有了龙云的支持，汪精于于1938年１１月１２日派梅思平等人为代表，与日方代表影佐帧昭等人在上海“重光堂”（土肥元贤二的私宅）举行举行谈判。双方经过八天的谈判，达成“重光堂协议”，即：（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二）承认（默认）满洲国。（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此后另有一个问题。日本当时对中国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在华北成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本这次也希望汪精卫的政权局限于云南两广，但汪精卫坚决不同意，要求必须撤销王、梁的地方政权，由他领导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全国。最终日本方面同意了汪的这一要求。
但“重光堂协议”到了汪精卫手上以后，汪又比较动摇，最后在周佛海等人的怂恿劝说下，终于下了决心。
１２月１８日，汪精卫飞往昆明，据说汪精卫在离开重庆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12月19日，汪精卫借道云南前往越南河内。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但在声明中删掉了撤军的一项，因为日本内部认为“战胜国”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有损国家威严，同时也对不起前线的士兵。最终近卫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撤军的一项。
汪精卫对近卫修改过的“重光堂协议”极为不满，但汪精卫此时已经无路可退，况他也深知“主和派”之难，近卫修改过的“重光堂协议”虽然删去了撤军的一项，但其它方面基本无误，汪精卫还是决定按原计划，响应近卫的和平倡议。
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所谓“艳电”，我们今天读这两个字，总有一点鄙夷的意思，但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只是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１２月２９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所以叫“艳电”，本身没有贬义。
“艳电”全文：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 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
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
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
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当时中日两国正在交战，汪精卫突然出走重庆，引起了众多媒体的猜测，有国外电台说汪精卫代表重庆与日本议和。这使得重庆政府一时间相当被动，蒋介石赶紧让外交部发表紧急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因为汪精卫的身份，蒋介石害怕他的出走会影响人们对国民党抗战的信心，表面上开除汪的党籍，撤消他的一切职务，暗地里却又派人游说，希望他回来。
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然而汪精卫的“和平计划”突然生出变故，日本近卫内阁在汪精卫发表“艳电”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38年1月3日宣布辞职，“主和派”内阁的突然辞职让汪精卫十分被动。这时候云南的龙云也并未响应他，使得汪在云南成立政府的计划泡汤。汪的“和平计划”，龙的许诺均基于日本撤军一项，如果没撤军，那就是投敌了，要背上汉奸的骂名，所以龙云不肯出来响应。
“重光堂协议”是汪精卫与近卫内阁签定的协议，近卫下台，和平计划自然流产。签定协议的日方代表影佐说：“近卫竟奇怪地干出这种事，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自己却立即辞职，简直没有一点国际信义。”
这时候的日本政府已经骗了汪精卫，倘若他们事先的协议里没有撤军这一项，汪精卫是万不肯来的，但这时汪的身份已经从国民党副总裁变成了叛逃国外地流亡政客，他没有退路了。当然日本与汪精卫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倒也谈不上背叛、出卖，不过是基于本国利益而考虑。
蒋介石见劝说不成，便要采取暗杀动了。军统戴笠奉命于1939年1月飞抵香港，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调兵遣将。
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６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１月１７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幸亏一个外国船员发现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１月１８日，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被人开枪打死。１月２８日，突然有十几个身分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此后汪精卫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内市内的高朗街２７号一幢西式三层洋楼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
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１日凌晨，军统特务潜入汪的卧室，在半黑暗中，对着床上的人一阵扫射，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但睡在床上的并非汪精卫，而是汪的必书曾仲鸣。汪出于感激之心，把最好的一间主卧室让给刚从郊外搬来的曾仲鸣夫妇，没想到却要了他们的命。说来倒和刘备让马于庞统十分相似，也不知是不是命中注定。
曾仲鸣死后汪精卫极度悲愤，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又在亲汪的《南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文中披露了蒋介石曾与日本人秘密举行和谈未成的事，以此来说明，和谈并非自他开始，蒋委员长早已秘密进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南华日报》有一位编辑因为发表了篇文章叫《战难，和亦不易》而颇受汪精卫赏识，后来还做了汪政府的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法制局长，此人就是近代著名作家张爱玲的前夫——胡兰成。
近卫内阁倒台已后，日本方面对汪精卫相当冷淡，但在汪遇刺之后，日本政府召开会议，决定派人营救汪精卫到上海法租界。
在去上海的途中，汪精卫对日本代表影佐祯昭提出建立政府的想法。然而日本方面当时只是想协助汪精卫建立一个“反共救国同盟会”民间组织，并没有想让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政府。
汪又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与之相比，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情来讲，哪怕是内地的一、两个省份因抗战而生存下来，人们也会确信，它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振兴的根据地。这种主张最容易使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但是倘若青年们没有这样旺盛的精神，中国的将来和亚洲的将来也就令人担心了。由于这些缘故，在我们和平运动的征途上会遭受到相当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但我已做好挨骂的思想准备。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与我们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到那时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我们在那个时候才能与抗日的青年们见面，互相笑著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乘坐“北光丸”抵达上海。随即，汪精卫、周佛海、林柏生、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及已在上海的褚民谊等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了“组府”的三个步骤:第一是举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推汪为总裁，合法地变更“国策”;第二是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推举新政府组成成员;第三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精卫还向日本军部代表要求直接去东京，与日本政府谈判“组府”问题。
１９３９年５月３１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侦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日本政府内部对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但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精卫建立新政府。
日本内阁拟出一个《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该方针规定：１、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临时政府、维新政权共同组成，吴佩孚主军，汪精卫主政；２、新建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建立调整国交；３、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号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５、关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共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
日本的这个方针与汪精卫理想相去甚远。汪精卫在日期间曾分别与日本内阁五相会谈，但均未取得什么成果。由于平沼内阁对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计划很不积极，所以汪精卫这次秘密访日并没有太大收获。
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时，吴佩孚曾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但后来汪精卫去拜访吴佩孚时，吴很傲慢，会谈不欢而散，不久吴就死了，据说生前曾让日籍牙医替其拔牙，也不知是否为日本人害死。
此后一段时间汪精卫的和平计划又搁浅了，但到了1939年8月，平沼内阁突然倒台，原陆军大将阿部上台以后，积极支持汪精卫，并同意取消其它地方政权，支持汪精卫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
关于日本阿部内阁为什么支持汪精卫？他当然是基于本国利益考虑，当时日本和中国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面对广大的中国领土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阿部内阁不得不支持汪精卫的政府，以求减轻日本方面的负担。
至于汪精卫，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和平计划”，然而这时候的“和平”早已不是彼时“重光堂协议”的和平了。汪精卫当时已经无路可退，只希望能争取成立一个政府，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澄清人民对他的误解。本来这一办法是可行的，历史上太宗李世民也是弑兄杀弟受人诟病，但他因为政绩卓著，还是被中国人奉为圣君。
然而汪精卫此时是比不得李世民的，李世民虽然弑兄杀弟可终究是内部争斗，汪精卫却不同，在一般的公众心里，他是投敌的汉奸，背叛自己的民族。汪的做为只能是越描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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