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妇要求加薪5元屡被拒绝后跳楼自杀

　　黄定琴的一生并不丰富，丝毫没超过一个寻常而困苦的农妇所能呈现的那种悲哀。她被贫穷的丈夫从陕西娶到福建，独力撑起一个家，却始终没有摆脱窘迫的生活。她有些胆小和窝囊，因为工伤，她视力越来越差，却迟迟不敢向厂里要求赔偿。说起这些，她声音很小，低下头，望着地板。

　　如今她跳楼死了，起因是5块钱。据报道说，她因为自己的工资每月比同岗位的其他人少5块钱，反复要求厂里给自己加上这5块钱工资。在一次次遭到拒绝后，最终她被开除了。

　　对一个对生计有所担忧的农村妇女来说，还有什么比失去工作更可怕的呢？我们已经无法从死者口中得知她的惶恐和无助，我们只是从别人那里听说了黄定琴的反应。她已被开除，却仍然坐到车间里去做工。桌椅被搬走，她就自己搬来椅子，埋头工作，不愿意相信“做了也没钱”。

　　一个42岁的女人，两个孩子的母亲，家庭的顶梁柱，就这样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那般希望抗拒一个她无法抗拒的结局。这让人心酸，却于事无补:工厂叫来了警察，以及警察所象征的一种合法秩序。这种秩序在要求她停止工作的同时，也向她承诺了一个起码在程序上存在的可能性:劳动仲裁。

　　出于无法证实的原因，黄定琴没有采取这可能保住她的工作的最后一丝努力。她据说是情绪稳定地走上了三楼。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关于她一生的最后描述，因为她随后跳下楼，死了，时间是4月3日上午。

　　她的尸体还静静躺在福建省仙游县赖店镇岐山村博宝古典家具厂的院子里，她的人生摊开在我们面前。这并不是一个可以一带而过的故事，每一个对时代的进程有所关怀的人也许都应该停下来想一想，黄定琴究竟为什么而死。

　　这着实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它被糅进一个厚重的背景里，无法条分缕析说清楚。

　　我不知道5块钱对于这个每月赚1700块左右的人意味着什么:究竟是一笔对拮据家庭来说不小的收入，还是一个如履薄冰的底层人对尊严、公平的最后坚持？以同样的逻辑，我目前也无法得知5块钱对一个工厂意味着什么。能确定的只是，失去这份工作，对于黄定琴和她的家庭，是一个致命的伤害。

　　正是为了尽量避免这类伤害，法律从字面上对开除或辞退一名员工的行为进行了几近苛刻的规定，甚至专门生成了一个被称为劳动仲裁的程序，对这种行为进行监督和补救。

　　由此，另一个问题不容回避:是什么让黄定琴无视这些法律和仲裁程序，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最不明智的路？我们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法律所提供的这一套程序，并没给黄定琴以希望。事实恰恰是，在执法者宣示了这些程序之后，黄定琴反而放弃了挣扎。这不免让人怀疑，这套法律程序对她来说，根本不曾被真正当成一种可以挽救自己的方式。

　　我不敢妄自揣度黄定琴最后的思忖。但是，对我们国家的底层生活有任何一点常识的人，都不难体会面对这套程序时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来自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所积累起来的印象: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村妇女，在运用一套纸面上的规则为自己寻求公道时，实在太过艰难，对很多人来说，这甚至遥不可及。我们一时说不清楚这究竟应该怪谁:是黄定琴对法律的不信任，还是使法律所规定的秩序难以施行的那一套若隐若现的社会系统。

　　这可能是个令人不快和懊恼的结论，但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既然劳动仲裁所承诺的对工人权利的维护很少给弱势者以正面鼓励，又如何苛责黄定琴竟对这最后的方式视若无睹？

　　在黄定琴所生存的那个卑微但普遍的社会层面里，面临不公时的无力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现实，这现实并不会因为一些难以实施的政策而显得更好一些。黄定琴就是在这样一个现实中死掉的。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当近于乞求般的方式也归于无效后，她再没有一毫可以用来抵抗的砝码。

　　于是她自杀了。这个消息让人胸中憋闷，难以平静。她的死把一大群人所面对的尴尬和无奈，再一次放在我们面前，并且使我们必须努力检索每一样可能逼迫她死亡的力量。

　　因为这样悲哀的故事无论如何是不该日复一日地永远继续下去的。

这,我无语了,生命就这么廉价么

有私人企业就有剥削。资本论早就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