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断裂是一个事实

文学的断裂是一个事实

伟大解释的失效

卢小狼：很多人认为21世纪进入浅阅读时代，这个时期的文学和以前的文学似乎也有了不同的含义，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谢有顺：文学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我认为，到80后这一代作家崛起，真正的文学断裂才开始出现。我读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不仅这一代人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他们的出场方式，作品的传播方式，都和以前的作家有天壤之别。尽管用一个年代来命名一代人的文学，是机械的，不科学的，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这也是一个事实。我之所以说，他们的出现，实现了一种真正的文学断裂，首先是这一批作家的出场方式和前面几代作家是根本不同的。前面几代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来塑造自己的文学影响、文学地位的，可如今，这个由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在80后一代的作家身上，彻底解体了，在他们身上，出现了由出版社、读者见面会、媒体所构成的新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谁都知道，出版社、读者见面会、媒体之间，横亘着消费和市场——正因为这一代作家不回避市场问题，所以，他们的写作，多数都是一种读者在场的写作，他们不是关在密室里写，而是注重读者的感受，也在意和读者的互动，通过博客、读者见面会、媒体讨论，他们能时刻感受读者的存在，这个存在，也从正面肯定了他们的写作价值。
    这种写作语境的变化，必然会改变他们的文学观念。事实上，读80后一些作家的作品，你会有一种感觉，那个我们讨论了很久了的后现代社会，也许真的来临了。经验的碎片，浅阅读，削平深度，消费符号与趣味，等等，这些都是许多80后作家作品的特征，也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象征。他们注重现在，书写自我，满足于想象的奇崛，语言的个性，反历史，轻经典，甚至连父母一代的生活，都很少人有兴趣关注。这种话语方式，对于被经典和传统养大的人来说，当然是一种断裂，是绝对的重新出发。由他们，我在想，传统和经典这些东西，以及我们过去关于文学的很多伟大的解释，今天对于年青一代而言，真的还有效吗？至少，一切已变得很可疑。而在如何面对新的文学力量崛起这一现实面前，文学界、批评界似乎都还没有充分准备好，不仅存在审美知识失效的状况，也有因思想贫乏而无力阐释新作品的困境。因此，变化还将继续，甚至不同写作之间还将更加对立。
   

作家，珍重！

卢小狼：从批评家的角度，您认为进入21世纪后文学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了？为什么？
    谢有顺：文学的发展并不是进化论式的直线发展方式，它也可能走迂回、螺旋式的路，尤其是每个个体，写作的状况都非常复杂，因此，并不能简单地说文学是进步还是退步了。但有一点我想指出的是，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迷恋凡俗人生、小事时代多年了，这种写作潮流，最初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时，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并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所以，前些年，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可见，作家的灵魂视野存在着很大的残缺。而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写作很难在精神上说服读者。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难有温润之心，慢慢的，文学就失去了影响人心的正面力量。
而我认为，好的小说，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国当代小说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为何写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为在作家们的视野里，早已没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他们可以把恶写得尖锐，把黑暗写得惊心动魄，把欲望写得炽热而狂放，但我们何曾见到有几个作家能写出一颗善的、温暖的、充满力量的心灵？因此，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写作勇气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写作，才是有灵魂的、值得敬重的写作。我相信后者才是文学精神流转的大势，才是文学健康发展的方向。


卢小狼：能否具体到作品和作家谈一下这个阶段（2000-2009）有哪些值得我去思考和阅读？哪一些作品应该载入文学史？
    谢有顺：很多人可能都留意到了一个现象：中国作家普遍面临一个“中年困境”的问题。从现代文学开始，那些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时期完成的，进入中年之后，有一些人不写了，有一些人即便还写，写的作品在他个人的写作史上也没有代表性意义。当代就更是如此。一些作家，青年时期才华横溢，可一进入中年，写的作品要么重复自己，要不就仅仅维持一种还在写作的状态，少有创造性。因此，要了解新世纪的文学，必须握住两条线索，一条是那些还在持续写作、并且还持续写出好作品的较早成名的作家，像莫言、贾平凹、格非、韩少功、史铁生、苏童、北村、韩东、阿来、林白、北岛、于坚、西川、王小妮等人的新作，都体现出了很好的写作水准，一条是正在成长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像东西、陈希我、魏微、盛可以、金仁顺、麦家、雷平阳、朵渔、沈浩波、郑小琼、宇向、东荡子、周晓枫、张悦然、乔叶、徐则臣等人，都表现出了良好的写作状态。当然，我可以罗列的作家名单还有很多。有好的作家，才有好的作品。论断一个文学时代总是困难的，但个体的创造力如何却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才是观察文学的有效方式。至于有什么作品能载入文学史，我不想预言，因为预言一部当代作品的命运是虚妄的，在现有的学术体制里，连文学史本身在我看来也是虚妄的。

想文艺复兴先复兴文学
卢小狼：一些书商开始把作家明星化，娱乐化，潜心写作和制造作品成为当前作品的两类模式，在当下，文学与消费文学已经逐渐在读者心中被加以区分，你认为哪一种将成为未来的主导？
    谢有顺：消费社会的逻辑并非在消费产品，而是在消费产品的符号系统。文学消费也是如此。读者买一本小说，几乎都被附着于这部小说上的宣传用语——这就是符号和意义——所左右。小说好不好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被宣传成一个什么符号，被阐释出怎样一种意义来。最终，符号和意义这个能指系统就会改变小说的价值。我们目睹了太多粗糙的小说就这样被炒作成畅销书或重要作品的。消费主义对文学叙事的改造，必然导致叙事的分野；这种分野，也许将会帮助我们建立起新的文学叙事的格局。在这个格局里，以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文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畅销作品和大众文学，肯定将占据主体地位，毕竟，用统一的标准来研究文学的时代过去了，文学应该有不同的类型，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渴望。而大众的需求，永远是多数的，强势的。


卢小狼：如今文学是否还能发挥出原来的作用？
    谢有顺：林语堂先生说，文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了准宗教的角色。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比如唐诗，哪个不觉得好？好到一个地步，就成了一些人的宗教。你想，中国人从四五岁开始，张口就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直到老，古诗都还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除了文学，别的任何知识，都达不到这个效果。文学在本质上是大众的，它的一些形式，像小说，早已成了文化人不可或缺的读物之一。假如能用好文学这个载体，很多艰深、重要的价值话题，都可以得到普及。可惜，很少知识分子在改造中国社会、思索中国文化命运的时候，能足够重视文学的作用。这一点，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就要高明得多。他们早就发现，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因为惟有文艺是最能深入到大众中去的。今天，文学若衰败，其他的知识领域，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科学的，必定也受到影响。因为文学关乎人心，连人心都荒凉了，还奢谈什么人文建设、科教兴国呢？因此，我坚持认为，一个民族要复兴，必须经历一次文艺复兴，而要实现文艺复兴，就必须先学习文学。

卢小狼：为什么会出现文学现象？当下文学现象和文学本身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谢有顺：文学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一旦把文学话题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就容易形成文学现象，文学现象并不能真实地描述文学本身，但也能从一个侧面见证文学所发生的变化。

卢小狼：如果文学也应该与时俱进，你认为2000年后哪些作品最能显示出这一点？
    谢有顺：格非的《人面桃花》，它表明后退也可能是先锋作家的革命方式；北村的《我与上帝有个约》，它表明文学也可发出“天问”；东西的《后悔录》，它表明小说叙事的现代感依然不可或缺；陈希我的《大势》，它表明作家最为可贵的勇气正是体现在与现实的短兵相接上；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雷平阳的《祭父帖》，它表明有感而发仍然是诗歌最重要的写作方式。等等。

谢有顺简历：

    谢有顺，男，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著有《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先锋就是自由》、《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从密室到旷野：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转型》等著作十几种。主编有《中国当代作家评传》等丛书多套。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不可避免的市场体制，我们如何能把握好才是关键

他说得太好了，真想用灵魂抱抱他。
他的观点和我不谋而合。
我们该怎样写小说？写什么？
可以让我们温暖和崇拜的东西太少了，而我们在冰冷与森然里该拥有什么？
一己之私，还有所谓的创新方式表达方式的最终目的又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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